当前，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迈过这一高质量发展的非常规关口，需要阵痛和定力。我国长期发展形势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受去产能、金融脱实向虚、金融去杠杆（政府债务问题）、降成本、企业税负、社保、国际经济形势等众多因素的影响，中短期经济形势波动复杂敏感。

这些因素同时叠加作用在环境产业上，分析时需要区分共性问题和个性问题、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其中，需要特别注意3点：一是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叠加作用，这其中有共振，也有放大，每个政策作用到不同主体时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二是政策不确定性在增强；三是总体反映在对未来的信心预期上，需要提振信心。

笔者认为，环保产业对于当前环境与经济形势，有4个热点问题需纠偏。

第一，“国进民退”现象越演越烈吗？

2018年，“国资系”大手笔买进民营上市企业股份的现象，在生态环保领域尤为突出。业内不少声音认为“国进民退”现象越演越烈。对此，笔者并不认同。

所谓的“国进民退”，其实是去杠杆、去产能等政策对大型与小型企业、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呈现出明显不同的分化影响。大型企业、国有企业享受了“产能收缩+需求韧性”利好下的量价齐升，但部分民营企业、小型企业出现了负向效果，因此，出现“冰火两重天”。

同时，去杠杆、去产能等政策还带来了西部速度领先优势的逐渐弱化，南北之间的差异扩大，“南快北慢”的情况在2018年上半年比较突出。未来，东部地区和部分中部城市可能在新一轮高质量发展中抢得先机，固化新优势。只要突破瓶颈，跨过非常规的关口，一定会取得未来不可逾越的先机，获得比过去更好的发展态势。

在当前的政策环境下，为什么有的企业形势很好，有的企业生存堪忧？有的地区发展好，有的地区发展差？其实，这是行业和企业本身的问题所决定的。

生态环境保护对不同领域和不同行业会造成不同的短期影响。越是需要进行转型升级的行业越欢迎环境执法严管，越是较早进行环境污染整治的行业越不受经济社会形势影响。比如玻璃、陶瓷、水泥等行业早期经历过环境政策淬炼，在目前生态环保督察执法下基本没有受影响，这些行业体会到生态环保是行业发展的能力建设。再比如，在钢铁行业，生态环保督察和执法减少了低水平或者无效供给，为环境表现良好的企业腾出了空间，促进了钢铁行业内一些技术的提升。

加严环境管理对不同规模企业存在不同的长短期作用。从规模上看，环境管理对“规上”大企业的短期抑制作用显著弱于小企业，对大企业的长期促进作用显著强于小企业。从时间上看，部分企业个体产量与收入下滑、价格上涨，存在短暂、有限的阵痛期，大企业约为4个月，小企业约为5个月。长期来看，全国总体分析，20个月以内环保趋严后影响变为积极正面。

第二，生态环保造成了经济波动吗？

为什么经常会出现环保影响经济的错误舆论？主要存在几个方面原因：经济下行要找“背锅侠”；利益相关者的反弹或绑架舆论；对依法常态化监管不适应，把过去的“宽、松、软”当作正当的；一些地方和行业简单粗暴、扩大化；金融行业炒预期。

学界大都认为生态环保工作不是造成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但生态环保政策效应叠加在宏观经济政策和资源等政策的分化影响之上，无形中放大了小型企业、民营企业对生态环境保护负面评价，这是造成生态环保政策经常“背锅”的原因。当然，加强环境监管对经济肯定有影响，但影响是局部的、个体的、短期的，而且这种影响本身就是政策调控的方向。

目前来看，政策会造成哪些短期的、局部的影响？一是越是粗放的发展，越是违法严重的企业，在依法常态化监管下，受的影响就大。反之亦然。二是政策不可能不对黑色增长的企业、偷排漏排的企业经济效益造成影响。过去那种企业偷排赚取利益、生态环境受灾、百姓受害、政府买单修复环境的恶性循环，不是真正的发展。

第三，“一刀切”现象是环境执法带来的？

笔者认为，造成地方政府采取“一刀切”的原因，主要包括5个方面：地方政府平时不作为、管理没到位，为迎接检查，突击关了一些企业，企图掩盖问题，是乱作为；地方对于标准、政策等了解有限，基层管理人员水平有待提高，为了所谓公平就全部关掉，不考虑环境绩效导向；地方工作力量配置和目前任务要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事太多、工作节奏太快，有时候也缺乏精准施策的能力和水平；以停代治、先停再说、一律关停，主要是考虑自己乌纱帽因素较多，强调政治正确、决心大、调门高。这种情况是不少地方领导实施“一刀切”决策的主要驱动力。一些地方搭环保便车解决其他问题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容易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执法扩大化和“一刀切”现象。

环保“一刀切”，强制而又简单粗暴，这不是政策导向，也不是需要的目标，这是环境与经济双输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但没有解决问题，还破坏了污染防治攻坚战的良好形象。

第四，近期一些环保产业企业发展出现的问题能怪环境监管、环保投资吗？

有人讲环保投资在降低，环保拿什么拉动产业发展？笔者认为，环保投资和环保政策高度关联，也是环境产业发展的指向标。

我国的环保投资项目建设周期总体平均为1.5年左右，环保投资一直以来存在波动，总体在波动中上升。2013年以后，工业废气处理投资较大，因为《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工业企业的脱硫脱硝为主。2016年开始，工业固废投资明显上升，这与政策发布周期几乎一致。近年来，一系列固废政策的颁布，对产业拉动的情况非常好。

从地域来看，总体而言是在波动中前行，各省市差距较大。比如，山东工业废气治理投资较大，湖北等地的固废处理投资比较大，江苏则在水处理上的投入特别多。各个省市投资额不同，但整体来看，十几个省的投资占据我国投资的大半壁江山。

环境产业发展如果光靠政策驱动也不行，需要苦练内功，通过企业发展创造价值，创造需求，给行业发展指明方向。环保的常态化监管是常态，需要进行下去，不能把环保产业发展近期出现的一些问题归因于环保监管、环保投资等因素。当前，必须认识到经济迈过非常规关口需要的阵痛和定力。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经济发展方式问题，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是一个凤凰涅槃的过程，绝不是轻轻松松唱着“山歌”就能达到的。这个时期一定会有不同的声音，一定会有杂音，一定会有错误的舆论，所以一定要在这个过程中找到哪些是本质，哪些是主流，哪些是短期的，哪些是长期的。

当前，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的转换通道还没有打通，但生态环保是促进我国经济换挡升级非常重要的动力，也是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抓手，是发展本身的目标。笔者在调研中发现，生态环境保护可以为城市发展省钱。同时，生态环保也没有增加社会总成本，而是减少社会总成本。因为环境治理的成本始终存在，只是在国民经济的门类和不同类别之间转移，这是结构调整的问题。

只要是依法常态化监管，只要是公平公正的、是提前有序发布环境要求（减少不确定性），就会产生传导效应，避免劣币驱逐良币，避免破窗效应，这实际上是对加强技术进步和内部管理的高质量发展企业最大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