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的正确做法应是，委托相关专业机构的专家对损害进行评估，对三化工企业排放的污染物种类、排放量等进行鉴定，从而分别判令三企业承担责任的大小即修复费用的多少。

27日9时许，“常州毒地”环境公益诉讼案二审宣判。当地法院判决，涉事三化工企业在判决生效后就污染行为向公众赔礼道歉，并向原告两公益组织“自然之友”和“绿发会”分别支付律师费及差旅费，并承担此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但要求三被告赔偿环境修复费用的诉讼请求未得到法院支持。

毋庸置疑，比起一审判决中两个环保公益组织完败的结果——不仅驳回全部诉讼请求，还承担一审案件受理费189.18万元，二审判决要公正得多，也更加慰藉人心。

耐人寻味的是，两级法院的判决都认定了被诉的三化工企业“在生产经营期间对于案涉地块土壤及地下水造成了污染”，却又判决他们不必承担环境修复费用，这留下了些许遗憾。

要知道，环境污染侵权是现代社会一大侵权类型，常常涉及重大公共卫生安全和周边居民、单位的生产生活。

因此，我国近些年加强了相关立法，例如《债权责任法》用整章规定了“环境污染责任”，《民事诉讼法》也明确了法定机关和有关组织可提起公益诉讼，这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方面，让污染者承担民事责任有了法律保障。

《债权责任法》明确，“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承担环境修复责任的主体应是被法院认定“生产经营造成案涉地块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的三家化工企业，而不应是当地政府。

两公益组织称“政府已支出的费用、将来支出费用应由被诉三企业承担”，而 “不能由政府担责，继而由纳税人担责”，理由完全正当。

相反，三家被诉化工企业称，“政府收储后的修复责任应由土地受让人（政府）承担，出让人丧失土地控制权无法进行修复”，有偷换概念之嫌。因为两公益组织的诉讼请求是“赔偿环境修复费用”而非“修复”本身，这只是赔钱的责任，不存在“无法”履行的问题。

《债权责任法》还指出：“两个以上污染者污染环境，污染者承担责任的大小，根据污染物的种类、排放量等因素确定。”鉴于此，在我看来，在判污染企业败诉后，还有必要委托相关专业机构的专家对损害进行评估，对三化工企业排放的污染物种类、排放量等进行鉴定，从而分别判令三企业承担责任的大小即修复费用的多少。

我国实行两审终审，很遗憾，本案判决现已生效，建议两公益组织进一步向江苏高院以至最高院提出再审申请，让污染企业付出应有的代价，真正实现此次公益诉讼的目的。

值得欣慰的是，现在的诉讼结果，对常州外国语学校查出淋巴癌、白血病等严重疾病的学生是有利的，他们可利用本案的诉讼结果来支持自己的索赔请求，因为学生们在这种环境下出现了淋巴癌、白血病等损害结果，是否同污染行为有因果关系，实行“举证责任倒置”。

希望该案最终以“让污染企业承担起应有的赔偿责任”收尾，这样也能对常州毒地案有更彻底的交代。